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第二大目标是控制通胀。一个国家出现通胀，物价全面上涨，货币贬值，即便国民的名义收入不变，实际收入也会下降。若政府不加以控制，一旦衍化成恶性通胀，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必会大幅降低，最终将影响整个社会稳定。经济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府应将通胀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王东京教授在中央党校任教近30年，非常了解领导干部和企业家的困惑。按照“三个假设、三个原理、三个方法”，王东京教授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全书共20章，前10章讲微观经济学原理，后10章则用微观经济学原理分析宏观经济。
以下为王东京教授对通货膨胀论述的节选：
通货膨胀的成因
大家看西方经济学教材，通常将通货膨胀分为成本推动型通胀、结构型通胀、输入型通胀、需求拉动型通胀四种类型，这其实是说通货膨胀有四种成因。事实上，通胀的原因只有一个，即货币发行过多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胀，其他原因皆不可能造成通胀。
成本不能推动通胀
成本推动型通胀，也称工资推动型通胀。对此西方学者的解释是：工会力量过于强大，通常使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而工资增长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而成本上升推高了一般价格水平，于是出现了通胀。西方学者还指出，工资与价格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工资增加会引起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会引起工资增长。工资和价格所形成的这种螺旋上升现象，即“工资—价格螺旋”。
读者怎么看上面的分析？我的观点是成本不可能推动通胀。通胀是宏观经济现象，而且我说过，宏观分析需从微观分析入手，要从微观推导宏观。因此，要弄清成本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回到第五章介绍的供求原理。供求原理讲，商品价格要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若供给短缺，则卖方可主导定价；若供给过剩，则由买方主导定价。由于市场经济常态是过剩，故价格通常是由需求决定而不是由成本决定的。
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讨论成本与通胀。有两个要点：第一，某类商品短缺，商品涨价是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并非由成本推动；第二，按成本加利润定价只是厂商的卖价，而不是市价。若厂商卖价过高，消费者不接受，有行无市，卖价也就形同虚设。而厂商之间存在竞争，你不降价别人会降价，谁会一意孤行按成本定价呢？当商品过剩时，明智的选择是降成本，只有将成本降至市场价之下才有利润，否则就会亏损。
从微观（企业）角度看，成本不能决定价格。由此推导到宏观层面，成本当然也不可能推动通胀（价格普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出现了通胀，绝不能归咎于成本（工资）上升。
结构型通胀似是而非
结构型通胀是指从产业链的角度看，上游产品涨价会增加下游产品的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上升会推动下游产品涨价，继而引发物价全面上涨，导致通胀。骤然听，这种分析似乎在理，但若深入思考却似是而非。其实，结构型通胀不过是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翻版。
2008年夏天，《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我，事先给我一个采访提纲，其中一个问题是：国内为何出现通胀？我知道他要问什么。2007年国内肉禽产品开始涨价，到2008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到7.7%。他是要问：当时的通胀是否由肉禽产品涨价推动。
2008年的涨价有三个特点：一是肉禽产品价格涨幅最大，二是食品价格涨幅超过非食品，三是消费品涨幅超过服务产品。究其原因，是2006年市场上猪肉价格低，农民养猪无利可图，2007年猪养少了，而城市居民对肉禽产品的需求却未减少。猪肉供不应求，价格自然会上涨。受其影响，消费者转向其他禽类和水产品消费，所有肉禽类产品价格也随之上涨。
后来记者当面问我：肉禽类产品涨价会不会带动下游产品涨价？比如猪肉涨价，会不会让猪肉罐头涨价？猪肉罐头涨价，会不会令全社会的工资上涨，从而推动价格普遍上涨？我回答他：通胀与肉禽产品涨价无关，肉禽产品涨价不会推动通胀。
我的理由是，当时国内肉禽产品短缺，而工业产品却普遍过剩。在市场经济下，上游产品价格由下游产品价格决定，而不是相反。若猪肉罐头过剩，肉价上涨而罐头价格不会涨，因为没有那样蠢的商家，罐头卖不出去还涨价。同理，若汽车过剩，钢材涨价，汽车不会涨价；纺织品过剩，棉花涨价，纺织品不会涨价；家具过剩，木材涨价，家具不会涨价。以此类推，上游产品涨价而下游产品不涨价，物价不普涨，通胀不会发生。
输入型通胀不能一概而论
所谓输入型通胀，是指一个国家进口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引起国内物价持续上涨。西方经济学者认为，输入型通胀有三个传导途径：一是商品价格传导，二是货币供给传导，三是成本传导。对这三个传导途径他们做了如下解释。
关于商品价格传导。一方面，当国外出现通货膨胀时，由于国外商品价格上涨，出口国对外输出商品会增加；另一方面，国外商品价格上涨，又会减少本国居民对进口商品的消费，而转为增加对本国商品的消费。如此一增一减，最终会使社会总需求增加，引发通货膨胀。
关于货币供给传导。当国外存在通货膨胀时，出口国对外贸易将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而大量贸易顺差又会令出口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为维持汇率稳定，出口国必将相应地增发本国货币。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投资需求扩大，于是需求会拉动通货膨胀。
关于成本传导。比如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原材料等价格上涨，会导致国内这些基础性产品的输入价格升高，提高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引起国内价格上涨，并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很明显，价格传导与成本传导的解释是错的。国内价格总水平最终要由国内总需求决定，只要国内货币供应不增加，就不可能发生通胀。但对输入型通胀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当国外发生通胀时，出口国贸易顺差形成了外汇储备，在固定汇率制下，需要相应增发本国货币。而国内货币供应增加，确实有可能出现通胀。
通胀是货币现象
若一个国家发生通胀，归根结底是央行多发了货币。若货币不超发，就绝不会出现通胀。上面分析过，通胀不可能由成本和结构性原因推动，而只能由需求拉动。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曾十分肯定地指出，“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
货币流通公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商品价格总水平与货币需要量时，提出了著名的货币流通规律，即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等于同一时期的社会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若用M代表货币数量，V代表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次数（速度），P代表同期的价格水平，T代表同期商品数量，则为：
P×T/V=M
20世纪初，费雪在《货币购买力》一书中，将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改造成货币交易方程式：M×V=P×T。其经济学含义是：货币数量乘以货币流通次数，等于社会商品数量乘以价格水平。由于V受社会制度和习惯的影响，可以看作一个常数，社会商品数量T短期内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价格水平P的变动，就由货币数量M决定。
后来弗里德曼在1956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一文中，就是用这个方程式将通胀的成因直接指向货币发行量。随着货币学派的影响越来越大，“通胀是货币现象”也渐渐深入人心，社会上那种“粮价上涨引起通胀”“战争引起通胀”“工人要求加工资引起通胀”等论调的声音越来越小。而且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政府的印钞冲动，至少超发货币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明目张胆了。
简化的理论模型
为了证明“通胀是货币现象”，我曾提出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
假定一个国家一年只生产两种产品：一吨大米与一台冰箱，一吨大米的价格为2 000元，一台冰箱的价格为1 000元。而该国央行当年投放的货币量也正好是3 000元，这样总供给等于总需求，通胀不会发生。即使物价出现结构性上涨，比如一吨大米从2 000元涨到了2 500元，也不会出现通胀。因为受货币总供应量（3 000元）的约束，一吨大米涨价500元，冰箱价格就得降价500元，否则冰箱会卖不出去，只能压库。
可是现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吨大米涨价500元，而冰箱价格却不降反升，也涨了200元，而且都卖了出去。何以如此？也许有人会说是农产品（大米）涨价推动了工业品（冰箱）涨价。这个说法是错的。怎么可能呢？大米涨价500元后，冰箱也涨价200元，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央行在背后悄悄多发了700元的货币。所以我赞成弗里德曼的分析，通胀的推手只能是央行，除了央行，谁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上面的模型虽然经过了简化处理，但揭示的理论原理却不会错。读者要是对“通胀是货币现象”仍有困惑，我建议你暂时放下书本，再好好地琢磨这个例子。这里我要提点的是，研究两类商品与研究多类商品的价格变化，道理完全一样。只要你反复思考，举一反三，相信你一定会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倘若如此，说明你对通货膨胀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农产品不能涨价是偏见
回头说2008年的国内通胀。仅从现象观察，当年确实是农产品在上半年先涨价，而工业品到下半年才涨价。于是有人认为通胀是农产品涨价推动的，希望政府打压农产品价格。现在读者应该明白，通胀的原因是央行多发了货币，而不是农产品涨价。若将通胀归罪于农产品涨价，板子无疑是打错了地方。
当时人们持这种看法，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对通胀形成的机理不明就里，以为成本可以推动通胀；二是懂得通胀形成的机理而有意移花接木，转移公众的视线；三是传统的思维定式，认为农产品关系国计民生，不能涨价。前两点我们已经分析过，这里我要重点讨论农产品到底能不能涨价。
在我看来，说农产品不能涨价是偏见。可以理解，人们以前吃惯了便宜的大米和肉禽产品，现在陡然涨价，很多人会不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产品就不能涨价。只要产品供不应求，工业品可以涨价，农产品也同样可以涨价。农产品过剩，价格下跌时农民会吃亏。若农产品短缺，价格该涨不让涨，还是让农民吃亏。换位思考，站在农民的角度想，你觉得这公平吗？
其实，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并不是坏事，至少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一直希望农民增收，这些年政府差不多把惠农政策用到了尽头。而农产品可以涨价，农民有了增收的机会，政府就应该顺水推舟。农产品比价低，并非农业天生弱质，更不是农民不勤劳。相反，为了保障城市居民需要，政府不仅让农民增加供应，还控制农产品的价格。
农产品价格上涨后，政府要做的并不是管制价格，而是补贴低收入者。农产品适度涨价，对中高收入者的影响微不足道，真正需要政府照顾的只是低收入者。只要低收入者生活水平不下降，农产品涨价就无伤大局。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大可不必为了让中高收入者能买到便宜的农产品而牺牲农民的利益。
货币中性与非中性
若读者赞同“通胀是货币现象”，那么政府控制通胀就得管住货币供应。可问题是，政府为何会默认央行向市场过多地投放货币呢？这既与政府（央行）宏观调控经济的考虑有关，也与政府（央行）对货币性质的认识有关。比如货币到底是中性还是非中性，此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货币非中性
最早提出货币非中性的学者，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维克塞尔何许人今天知道的读者恐怕不多，不过在20世纪初，维克塞尔可是一位风云人物。熊彼特曾赞他为“瑞典的马歇尔”“北欧经济学的顶峰”。维克塞尔也的确不是浪得虚名，1898年他的《利息与价格》一经出版便轰动整个欧洲。关于他对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家公认是他首次将价格分析与货币分析加以联结，首次将经济学静态分析引向宏观动态分析，首次提出了“累积过程原理”。
下面我简要介绍维克塞尔的观点。
从萨伊到马歇尔，大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即价格由商品供求决定，货币增减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不会改变商品比价，故对经济不会产生影响。而维克塞尔的看法却相反，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而且具有储藏职能。若有人卖出商品后不马上消费，货币被储藏起来，商品供求就会失衡，所以他认定货币是非中性的，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维克塞尔说：由于货币非中性，要想让商品供求恢复到均衡状态，就得用“利率”调节价格。为此他借用庞巴维克的“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自然利率是指不存在货币时“实物资本”的借贷利率，实际利率是指“货币资本”的借贷利率。维克塞尔指出，自然利率不同于实际利率，前者不会影响价格，而后者会影响价格。
他的推理是这样的：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企业会觉得有利可图而增加贷款、扩大投资，投资需求增加会抬高原材料、劳动力与土地等要素的价格。要素价格上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加，又会继续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于是价格就形成了一个向上累积的过程。反过来，若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价格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动，出现一个向下累积的过程。
维克塞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利率与价格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且由于货币的存在，实际利率往往会偏离自然利率，正因如此，要想保持价格稳定，就必须适时调控实际利率，让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这一推论，就是“利率是政府调节经济工具”（简称“利率工具论”）的理论源头。
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
我之前对维克塞尔的分析一直深信不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利率与价格》，不过那时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求甚解。20年前为了写《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名著》，重读了一遍《利率与价格》，仍觉得他的论证逻辑井然。可5年前我写《经济学反思》时再读该书，却发现他的理论存在诸多疑点。
维克塞尔说，货币出现后实际利率会偏离自然利率，而我却总也想不明白实际利率为何会偏离自然利率？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定甲有1 000斤粮食借给乙，且市场真的存在两种利率，实物借贷利率（自然利率）为5%，货币借贷利率（实际利率）为15%。此时甲会想，若按5%的实物借贷利率借出，到期连本带息收回1 050斤粮食，粮食每斤1元，仅得利息50元；可市场上的货币借贷利率为15%，若先将粮食卖出换回1 000元货币再借给乙，则连本带息收回1 150元，可多赚100元利息。可想而知，甲一定会借出货币而不会借出实物。
可是从乙的角度看，由于实物借贷利率相对低，乙会选择借贷实物而不是借贷货币。这样，双方会根据各自的“不耐”程度就利率高低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个新的交易利率，比如10%。而10% 的利率，就不仅是实际利率，也是自然利率。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合二为一，两者怎么会偏离呢？
以上是粮价稳定的情形。若粮价不稳定，利息就会发生变化。这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粮食涨价。比如涨价前粮价每斤1元，乙为了买1 000斤粮食向甲借1 000元，按自然利率10%计算，乙将付息100元；若现在粮价从每斤1元涨到了2元，乙就得向甲借款2 000元，利息将增加到200元。第二种情况是粮价下跌。假设粮价从每斤1元降到0.5元，乙为了买粮1 000斤只需向甲借款500元，按10%的自然利率计算，则利息降至50元。可见商品价格变化会导致利息量变化，而利率并没有变。
利率与价格总水平
下面再说利率与价格。价格上涨到底是由利率推动还是货币量拉动的？我的回答是，就单个商品来说，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价格总水平由货币供求决定。换句话说，利率既不能改变单个商品价格，也不影响价格总水平。按照维克塞尔的说法，实际利率若低于自然利率，企业就会扩大贷款规模。若银行未增加货币供应，无多余货币可贷，利率就不可能抬高要素价格。要素价格不上涨，要素所有者收入不会增加，消费品价格也不会涨。可见，决定价格总水平的是货币量而不是利率。
再换个角度想，央行调控实际利率，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找到参照标准。前面我们已经证明，货币市场的“实际利率”在量上就等于“自然利率”。即便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不相等，可在货币经济下央行怎么能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呢？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央行不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又何以调控实际利率？所以那种“调控实际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一致”的主张，我认为不过是为央行操纵利率提供借口而已。
“利率是政策工具”的观点确实应该纠正，不然会误导政府决策。对此我要着重指出三点：第一，商品价格是微观现象，价格总水平是宏观现象，两者不可混为一谈；第二，价格总水平由货币供求决定，货币供过于求会通胀，价格总水平与利率无关；第三，利率由“不耐”程度决定，尽管通胀时期“不耐”程度有可能会加剧，但不能因此说利率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
加息不能抑制通胀
现在我们再换个角度讨论加息能否抑制通胀。利息作为货币使用权的价格，如同其他要素商品的价格一样，都要由市场决定而不能由政府决定，因此利率不能作为央行的政策工具。若利率不是政策工具，那么央行通过加息抑制通胀的主张则不可取，而且最后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加息与货币供应
我们已经知道，通胀是货币超量发行的结果，若说加息可以抑制通胀，无疑是说加息可以压缩流动性，减少货币供应。这里的关键是加息能否减少货币供应。很多学者认为能，而我认为不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发行定向央票）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回笼货币，但加息却不能回笼货币。说得更明确些，加息只会减少货币需求，而货币供应不会变。
现在假定市场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为2万亿元，而央行却投放了3万亿元。货币供给大于需求，必会拉动物价普遍上涨，出现通胀。为了控制通胀，央行加息。利率提高，企业贷款成本增加，贷款需求会下降。可此时商业银行体系中多出1万亿元贷款，供给却不会减少。货币供给不变，商业银行为了不赔利息，一定会变相降息将贷款放出去。如此一来，央行抑制通胀的目的也就落空了。
加息不能减少货币供给，当然也就不能抑制通胀。困难在于“利率工具论”流传已久，而且在人们的观念里已根深蒂固，所以对“利率不是政策工具”我要再补充一点理由。按照现在教科书的解释，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可我要问，既然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就得由货币供求决定，央行怎么能操控利率呢？令人奇怪的是，时下人们同意一般商品价格要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不能插手，却赞成货币价格由央行决定。这是何道理？
利率当然不是货币的价格，我上面这样讲只是为了“以错攻错”。不过只此一问，“利率工具论”便露出破绽。前面我讲过，利息是“货币使用权”的价格，而不是货币的价格。货币的价格是它的购买力。比如一把斧头的价格是10元，那么反过来可说10元货币的价格是一把斧头。作为固定充当等价物的商品，货币之价只能用所购得的商品数量去体现。
“不耐”程度决定利率
利率不是货币的价格，并不代表利率就可由央行决定。我们前面介绍过费雪的观点，利率是由社会的“不耐”程度决定的。由于人们的不耐程度有高低之分，有人很不耐，而有人稍耐些。不耐的人要即时享受，就得用期货交换稍耐人的现货，为此，不耐的一方必须给稍耐的一方贴水（支付利息）。也就是说，一个人越是不耐，所付利息就越多，利率也就越高。
生活中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战乱时期，人们生死难卜，社会不耐上升，利率通常被推高；反之，太平盛世，人们丰衣足食，不耐下降，利率也下降。经济繁荣期，人们急于贷款投资，利率会上升；而经济萧条期，生产过剩，投资需求下降，利率也会下降。再如，民间的高利贷，为何有人要借高利贷，原因是有人特别“不耐”。我认识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曾以高于银行2倍的利率借1 000万元高利贷，我问他为何不从银行贷？他说房子就差1 000万元竣工款，房子不竣工不让卖，而等银行贷款又来不及，所以只好支付高利息。
三点启示
总结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利率是由社会的“不耐”程度决定的，与货币供应无关。在前面第九章我们讨论过，国债利率与民间利率均高于银行利率，并非货币供应有何改变，而是政府与厂商的“不耐”导致了不同利率的存在。由此推出的政策含义是：央行抬高利率，并不能减少货币供给，流动性过剩不能用加息的办法解决。
第二，影响“不耐”的因素都会影响利率。比如出现通胀后，人们预期未来物价会上涨，不耐程度加剧，于是纷纷贷款消费。寅吃卯粮，利率会被拉高。这也是通胀时美联储要加息的原因。很多人以为美联储加息是为了控制通胀，其实不然，恰恰是通胀引起了加息，加息只是通胀的结果，不是抑制通胀的手段。
第三，脱离“不耐”提高利率不可能抑制通胀。比如假定基点利率为4%，而通胀指数为2%，那么市场利率应升至6%。但如果为了抑制通胀，央行把利率提高到8%，其结果一定是贷少存多。但问题是商业银行高息吸收存款而资金不能贷出去怎么办。银行绝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设法把资金贷放出去，这样货币供给没有减少，央行控制通胀也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守住货币供应闸门
综上分析，抑制通胀最有效的办法，是守住货币供应的闸门，避免市场上流动性过剩。而且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首先是稳定通货（币值）。从稳定币值角度讲，央行向市场供给货币应做到恰到好处，保证既不出现通胀，也不出现通缩，为此就必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规则”与“权变”之争
20 世纪50年代，国际上围绕货币政策发生了一场“规则”与“权变”之争。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丰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丰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以此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
凯恩斯学派一直是战后西方经济学的正统或主流，因此“权变”政策在西方世界一度大行其道，成为各国货币政策的首选。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一股反对“权变”的理论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高举这支反旗的领袖是货币主义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他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一书中，对凯恩斯的“权变”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弗里德曼指出，“权变”政策不仅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令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为减少失业—增加货币供应—利率下降—投资扩大—收入增加—物价上涨—利率反弹—投资收缩—失业增加”。据此，他力主政府放弃“权变”，而用一种预先制定的对货币投放有约束力的“规则”取而代之。而这个“规则”，就是下面我要介绍的“简单规则”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易变的、长期的“时滞期”后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具体地说，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变化到在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两个“时滞”期：第一个“时滞”期，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第二个“时滞”期，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平均要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经过一年或一年半。
弗里德曼说，正是由于存在这12~18个月的滞后效应，央行很难掌握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做出反应的程度，这样，政府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就难免会做过头或做不到位。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从而导致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
基于以上理由，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要当好“守闸人”，与其手忙脚乱地收放，倒不如无为而治，制定出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规则。他建议政府货币当局在确定货币供应量时，应牢牢盯住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劳动力增长率。并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控制在这两个指标之内，如此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反而可以使经济趋于稳定。
弗里德曼还指出，根据他的估算，美国每年需要增加货币1%或2%以配合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再加上年产量平均增长约为3%，若再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等因素，美国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可定在4%~5%。弗里德曼强调：这种“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为政府确定货币供应画出的一条稳定航线，只要货币当局始终遵循这条航线，就能避免经济的大幅度波动。
货币政策转向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权变”政策无法化解西方国家的“滞胀”，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先后转向实施“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瑞士、德国、日本被认为是由于实施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而控制了通胀。当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更是唯“简单规则”马首是瞻。美国前总统里根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主要项目。“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毋庸讳言，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也有过教训。1988年治理整顿、收紧银根；1990年就跟着出现了市场疲软；1992年增加货币投放，当年比上年增长了36.4%；1993年又增长了35.3%；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涨幅高达27.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高达24.1%。于是货币扩张政策紧急刹车，再度转向从紧，1998年又出现了通缩趋势。回头看，改革开放后几次大的经济波动，实际皆与信贷规模大幅波动有关。
有了前车之鉴，近2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将货币供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挂钩，并保持在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样，我们一方面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也相对稳定，除了2010年和2011年稍高一点（分别为3.18%和5.50%），其他年份皆保持在3%以下。国内物价能基本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供应保持了稳定。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而不是靠货币“大水漫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也将成为常态。可以看看近几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讲到货币政策时，每次都强调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第一季度经济负增长6.8%，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仍强调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将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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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为此，《讲义》在介绍每一个经济学原理时，都对“怎么用”做了示范。作者选取了大量的国内案例，用中国故事讲清楚理论原理，并通过条分缕析，向读者演示如何运用经济学思维解决各种现实难题。比如，经济学强调观察人的行为要从边际上看，可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具体数据事前不可预知，那么怎样用边际分析推断其行为呢？于是作者用两家企业做演示，让读者明白“边际分析”其实是经济学的一种思维方法。
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专业性很强的理论，让非专业人士读来不觉得深，专业人士读来也不觉得浅，足见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极强的化繁就简的能力。不管读者之前是否学过经济学，读他这本《讲义》，不仅不会有阅读困难，还能在不知不觉中醍醐灌顶、顿开茅塞。
书名：《王东京经济学讲义》
作者：王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