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贸易正面临多年未有之危机。国际运输受阻、投资与需求疲软等问题导致了全球供应链步伐迟滞，对我国产业供应链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同时，欧美国家日益重视本国产业链完整性及依赖他国生产的问题，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风险日益凸显。面对复杂的新形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对此，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通信工业协会5G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博士生导师刘大成认为，我国虽在低端产业供应链上拥有绝对的优势，但在高端供应链上还有较大距离。在逆全球化之下，包括佛山在内的珠三角城市、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之间，既要学会“抱团”过日子，也要尽可能做好储备，以应对未来的风险，确保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与地区经济的发展。
专家简介
刘大成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博士生导师，任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供应链与区块链双链融合分院院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等。研究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物流园区规划与产业链生态、生鲜农产品多级库存优化、企业诊断与现场改善，提出了“第二代多式联运”和“共享集装箱”模式。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等项目20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2018年获“改革开放40年交通运输与物流杰出专家40人”称号，2020年与其博士生合作发表的论文获IEEE RAS 年度最佳创新应用论文奖。
1、供应链的竞争已成为全球竞争的关键一环
在物流的研究上，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供应链上，则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近年来，各国也纷纷将产业供应链管理列为国家战略。
理论周刊：从物流到产业供应链，供应链的发展日新月异。面对如今全新的产业供应链竞争，企业如何根据自身的需求与供应链的发展趋势，选择相应的供应链战略？
刘大成：过去的物流研究主要集中于供给端的原料采购、运输过程中的包装与仓储、部分的物流信息化与物流金融。传统的物流无论是“动”还是“静”，起到的仅是功能性作用。从生产角度来看，物流是一种保障体系；然而如果从第三方角度来看，物流就可以是一个利润增值体系。而供应链则研究的是全产业链。首先解决了产业溯源问题。比如，在超市购买的清洁剂，其原材料是化学药品，通过供应链可溯源生产的化学医药厂商，再往前溯源则是化石能源，其产地可能在中东的波斯湾采油企业；而包装则是造纸厂，再往前溯源到森工集团等伐木企业。
“供应链”的单词可以溯源到上个世纪60年代，但与现在的“供应链”定义不同；现在的供应链一词起源于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指的是整个产业链中的增值部分；到了1996年，美国学者Porirer和Reiter在价值链基础上提出“供应链”的概念；1998年，美国物流管理协会极度推崇供应链，并提出物流已经向供应链转移；到了2005年，美国物流管理协会进一步将更名为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并将首次协会奖授予给了牛津大学的马丁·克里斯多夫教授，授奖的关键词为马丁教授在20世纪末提出的：“21世纪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这句话。
由此，供应链体系的竞争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一环。在物流的相关研究中，中国落后于美国60年，落后于日本20年；但在供应链的定义及其研究中，由于全球产业链生态的改变，大家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清华大学早在2001年就由刘大成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供应链管理》本科生课程并一直任教至今。
供应链创新研究及其应用陆续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战略，2012年元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表白皮书《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随后各国也纷纷跟随将供应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10月5日，我国国务院提出《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也将供应链管理列为国家战略，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行业”与“两个方向”。“四个行业”指的是农业供应链、制造业供应链、能源供应链和供应链金融，“两个方向”指的是全球供应链与绿色供应链。
如果说过去的物流仅是生产型企业的独立保障功能；而今产业链上的物流与供应链不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战略，还成为贯穿企业的整体战略，企业战略逐渐取决于供应链战略。运输、仓储等环节不仅要服从于企业战略，更重要的是要服从于供应链战略。
制造企业选择供应链战略，与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有关。产品可分为功能性产品与创新型产品。功能性产品更强调低成本、低价格，并以低价格来参与市场竞争，市场价格弹性较强；而创新性产品则不同，如iPhone等高端智能手机就属于创新性产品，一般刚上市时消费者很难买到，需要通过加价来购买，高达1万元一部；但在上市一个月后，不需要加价购买了，基本在7千元一部；而后的一年里每天不断贬值，一年之后新品上市，旧的iPhone手机也就在2500-3000元左右。所以，对于创新性产品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运输成本，而是交付时间。以iPhone手机为例，主要由郑州的富士康工厂生产，生产手机所需的芯片则在韩国三星或台湾地区的台积电。虽然芯片很轻，价格和价值又最高，但其采用的运输方式却是最为廉价而又最慢的水运，把芯片从韩国的釜山港运到中国的连云港、烟台港。究其原因，在于芯片在此处属于功能性产品，富士康可以预测生产所需的量，采用水运可达到最低成本；而当手机成品后，加上耳机、说明书、包装盒等，体积变大，重量变重，却采用航空运输。原因在于，此时运输的成本变得不重要，运输的响应速度才是最重要的，而航空运输可实现快速响应，郑州“航空城”也正是因此才得以成立与发展。
2、以数字化实现更精准的供需对接
数字产业化初始投入高，但一旦形成规模化，边际成本趋于零，边际利益大幅增加，这对产业供应链的管理非常重要。
理论周刊：从信息化时代到如今的网络化、数字化时代，产业供应链的管理体系如何不断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刘大成：网络化与数字化改变了产业供应链管理体系里原有的优化目标。网络化低成本、零时延地实现了差异化需求和个性化供给的精准对接，并具有规模化特征。比如，“世界首富”贝佐斯所开创的亚马逊，虽然其营业额只有沃尔玛的五分之一，但市值最多的时候却是沃尔玛的两倍以上，究其原因，在于亚马逊在网络化与数字化方面的变革。亚马逊的做法是先通过服务与优惠吸引用户成为其会员，比如48小时内送达、承诺提供低廉的价格、质量保证、面向特殊地区提供1小时送达服务等。而拥有大量的会员与金牌会员，意味着亚马逊有了更多跟供应商议价的能力。与此同时，亚马逊还通过积极引入第三方卖家提供更多的商品，从而进一步增强会员的黏性。而更强的会员黏性，又进一步提高其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优惠，从而形成自效应。这种自效应循环的产业链生态就是“飞轮效应”。而这些服务都必须依赖于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了解。传统的统计存在统计偏差，但大数据与云服务却能改变单靠统计所导致的资源优化问题，真正将供给者与需求者精准地对接。
数字化则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赋能。信息化解决的是人和设备的关系，网络化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数字化解决的则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关系。数字化是所有资源的连接，是万物互联的生态。以德国的工业4.0为例，其核心是赛博物理系统。过去的制造生产，首先需制定生产计划，再将计划给到车间班组长，再由班组长给工人下达按生产计划生产的指令，车间调度员则按计划调度资源，生产工人则按计划拿零件进行加工。但若是使用赛博物理系统，则系统可同时给零件、AVG小车、货架、搬运机器人、机械手、机床等同时赋予指令，让它们之间进行自组织，具有自洽性，从而形成自适应系统。在调度方面，过去当生产计划指导不了生产的时候，需要人工操作来调度，但赛博物理系统则无需人工干预，在实现设备之间精准对接的同时，也可以在相互之间进行实时改变。赛博系统让零件之间知道什么时候被谁加工，什么时候被谁搬走，被谁操作，这是产业数字化的应用。
大数据、云服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我们所熟知的概念与技术，都属于数字产业化。数字产业化一方面是技术的升级，另一方面是数字的应用。而得益于数字产业化的应用，我们越来越“傻瓜化”，比如直播带货的网络红人李佳琦，虽然不懂数字技术，但他只需知道带什么货，收入就比很多上市企业还高。在快手，有两千万的销售人员通过直播带货，特别是其中约有五百万人来自国家级贫困县，数字产业化的应用，不光能解决科技人员的盈利能力，也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能有发展机会。
数字产业还解决了供需之间的精准对接。亚马逊的“一小时送达”如何在交通拥堵城市实现？答案是库存“在你身边”——亚马逊通过历史数据对消费者行为进行精准分析，以备好库存。比如国内的“双十一”，过去“剁手”往往一个月都拿不到货，消费者干脆退货，商家跟运输企业都没得到好处。如今，在“双十一”之前，许多企业就通过历史的大数据分析，预先把货放在对应需求的仓库，“剁手”收到货的时间则自然大大提前。数字产业化的初始投入很高，但一旦形成规模化，边际成本趋于零，边际利益大幅增加，所以，数字产业化对于产业供应链的管理非常重要。
3、逆全球化下，要学会“抱团”过日子
在逆全球化之下，包括佛山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企业都要学会“抱团”过日子，同时要尽可能做好储备，以应对未来的风险。
理论周刊：我们看到，此次疫情加速了世界秩序的演变，这对我们的产业供应链安全造成了哪些挑战？国家、地区、城市、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挑战？
刘大成：此次疫情对产业供应链的影响，前期主要是供给端，比如医疗物资、生活保障物资等。中后期影响最大的是需求端。疫情之后，全球各国反应不一，大打口水仗，美股熔断等……多方角力之下，加剧了彼此在金融、航运、原料供应的矛盾与冲突，这种撕裂导致的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发展不利。
全球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空运、海运量明显下降，国际物流全面受损。我国在国际物流上的影响力极弱，海运和空运都仅有10%的市场份额，与我们在全球化商贸的占比严重不符，根本无法保证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率先恢复和促进与国际之间的交流。全球的产业供应链也不是简单地先暂停等疫情过后就能马上重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疫情让美国学到了保障本地供应链的重要性，提出要将产品撤回美国生产。日本首相安倍也表示，让那些对国家依赖程度高的产品的生产基地回归日本。许多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不单从产业供应链的成本与市场来考虑问题，而是技术的封锁以及地缘政治的角力。过去资本的高流动性与我国劳动力红利、逐渐建成并升级的供应链相结合，使资本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但由于多年来发达国家底层劳动力岗位流失产生了一系列民生问题，也带来了逆全球化的思潮，泛起了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一方面是全球化的趋势浩浩荡荡，因为在资本与资源配置上，全球化的效率最高；另一方面，民众的选票决定了部分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走向逆全球化。我国虽在低端的产业供应链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在中端产业供应链上也具有相对优势，但在高端产业供应链上尚未具有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未来十年内，我国中低端产品产业供应链的维系没有问题，但如果缺乏高端供应链的带动，未来“中国制造”的升级和发展将步履艰难。
当然也不必过于恐惧。在当下的全球产业链生态中，欧美国家是消费端，中国、东南亚、东北亚等国家与地区是生产端，非洲、南美是资源端，形成了全球的循环体系。一旦国际供应链受阻，全球的产业链生态模式依然能在中国域内完美复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加之中国地缘辽阔、经济梯次差别大，因此可以在国内形成供给端——生产端——消费端的产业链生态。比如佛山所在的东南沿海可以成为消费端，中部的长沙、武汉、成都等城市已成投资回报率较好的城市，可成为生产端，西部则可成为资源端。在这种生态下，铁路运输将提供最核心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国家规划到2030年，中国铁路投资规模每年保持8000亿元以上。一方面是将“铁公基”与新基建衔接到一起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供需的网络和产业梯次差与经济梯次差形成新的供应链生态的需要。
在当前的形势下，无论是包括佛山在内的珠三角城市，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内众多的制造企业、外贸企业，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要进行联盟，“抱团”过日子。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做好包括原材料、生产部件等资源的储备，以应对未来的风险，确保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与地区经济的发展。
原标题：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博士生导师刘大成：
逆全球化之下，产业供应链变革“求生”
来源|佛山日报
文|记者林润栋
